
中药为什么要“制”,这件事在清代名医吴仪洛的《本草从新》里讲得非常清楚。他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:药不是不能用原样,而是多数情况下,直接用反而容易出问题。药材本身有性、有味、有走向,如果不经过处理,往往太冲、太烈、太燥,身体根本吃不消。所以古人通过各种“制法”,来调整药性、引导方向。

比如酒制,目的就是让药性往上走,升提清阳;姜制偏温散,专门对付寒性重、痰湿重的药;盐制是为了引药入肾、走下焦,同时还能软坚散结;醋制则是把药往肝经里带,同时起到收敛、调和的作用。
吴仪洛在书中还提到,很多制法用的都是日常之物,但思路非常精细。
比如童便,主要是去掉药材里那种粗劣、躁动的部分,同时让药性向下走;米泔水的作用是去燥、护中焦,对脾胃是一种保护;乳类可以润枯、生血,适合那些偏干、偏烈的药;蜂蜜味甘而缓,既能补益元气,又能让药性变得柔和,不至于一吃就上火。还有陈壁土,借的是“土气”,用来补脾胃中州,看着不起眼,其实非常讲究。至于面煨、曲制,目的都在于压住药的酷烈之性,避免直接冲击心肺、咽喉这些上焦部位。
这些内容在《本草从新》里说得很直白,完全是站在“怎么让人吃得安全、吃得久”的角度来讲。
有些制法甚至更细。比如用黑豆甘草汤浸泡,是为了同时起到解毒、缓和药性的作用,让药材变得更平稳。再比如用羊酥、猪脂涂烧,一方面是让咸味渗入骨节,增强走骨入髓的能力,另一方面还能防止药材煎煮时过于脆裂。像种子、果实类的药,去穣是为了避免服后胀气;去心则是为了减少烦躁、虚火。

这些细节,在吴仪洛看来,都是“制治各有所宜”的体现,不能一概而论。药不是越猛越好,而是要贴合身体状态,这个思路放到今天看,依然很先进。
《本草从新》里还专门花了篇幅讲黑豆的问题,这一点非常值得现在的人注意。书中明确指出,本草里说的黑豆、乌豆,指的是黑大豆,而且是颗粒紧小、精实的那一类。古人认为,小而紧的反而药力更集中。这里说的黑大豆,绝不是市面上常说的马料豆。所谓马料豆,性温热、味涩而劣,属于豆类里的下品,因为野生、便宜,才大量用来喂马。吴仪洛对当时已经出现的误用现象就很不客气,指出有些人煮何首乌不用真正的黑大豆,反而用马料豆,这是明显用错;更离谱的,还有把煮过首乌的豆子拿去冒充淡豆豉,这在他看来已经是滑稽至极。现在回头看,依然很有警示意义。
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点,是豆皮的问题。真正有药用价值的是黑大豆的皮,而不是马料豆的皮。后世因为注解混乱,把马料豆也当成小黑豆,导致很多人直接用错。吴仪洛对这种“名同实异”的情况非常警惕,也反复提醒,认不清药材来源,再好的方子都白搭。这种态度,其实就是强调中医用药一定要从源头把关,不然看着像,其实已经跑偏了。
关于药材的新与陈,《本草从新》的态度也非常明确。
有些东西确实是越陈越好,但前提是保存得当,要干燥、通风,还得经常查看,防止霉变虫蛀。陈久的好处,一是烈性减弱,二是火气慢慢退掉。像米、麦、酒、酱、醋、茶、姜、艾、墨、蒸饼、各种曲和胶类,多数都是陈的比新的更顺,用起来不容易伤正气。但吴仪洛也特别强调,陈不等于用大火久煎,这两件事完全不是一回事,很多人就在这里理解错了。

相反,也有不少药材是一定要用新鲜精纯的。一旦放久了、走味了,气味不全,药效就大打折扣。书中引用“朽药误新方”这句话,说的就是这个道理:方子再好,用了变质、陈腐的药,照样治不好病。最后在火候问题上,吴仪洛的态度非常严谨——制药、煎药都只能用微火,稍微沸起来就行,时间也不能拖太久。尤其是阴虚有火的人,不论是药还是食物,最忌煎、炒、焙这些重火操作。丸药宁可蒸熟、捣烂,也不要用火去烘,否则不但无益,反而助火伤阴,旧病更容易反复。这一整套思路,说到底就是一句话:用药不是拼狠,而是讲分寸,这也是《本草从新》到今天依然值得反复读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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