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药为什么要“制”，这件事在清代名医吴仪洛的《本草从新》里讲得非常清楚。他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：药不是不能用原样，而是多数情况下，直接用反而容易出问题。药材本身有性、有味、有走向，如果不经过处理，往往太冲、太烈、太燥，身体根本吃不消。所以古人通过各种“制法”，来调整药性、引导方向。
比如酒制，目的就是让药性往上走，升提清阳；姜制偏温散，专门对付寒性重、痰湿重的药；盐制是为了引药入肾、走下焦，同时还能软坚散结；醋制则是把药往肝经里带，同时起到收敛、调和的作用。
吴仪洛在书中还提到，很多制法用的都是日常之物，但思路非常精细。
比如童便，主要是去掉药材里那种粗劣、躁动的部分，同时让药性向下走；米泔水的作用是去燥、护中焦，对脾胃是一种保护；乳类可以润枯、生血，适合那些偏干、偏烈的药；蜂蜜味甘而缓，既能补益元气，又能让药性变得柔和，不至于一吃就上火。还有陈壁土，借的是“土气”，用来补脾胃中州，看着不起眼，其实非常讲究。至于面煨、曲制，目的都在于压住药的酷烈之性，避免直接冲击心肺、咽喉这些上焦部位。
这些内容在《本草从新》里说得很直白，完全是站在“怎么让人吃得安全、吃得久”的角度来讲。
有些制法甚至更细。比如用黑豆甘草汤浸泡，是为了同时起到解毒、缓和药性的作用，让药材变得更平稳。再比如用羊酥、猪脂涂烧，一方面是让咸味渗入骨节，增强走骨入髓的能力，另一方面还能防止药材煎煮时过于脆裂。像种子、果实类的药，去穣是为了避免服后胀气；去心则是为了减少烦躁、虚火。
这些细节，在吴仪洛看来，都是“制治各有所宜”的体现，不能一概而论。药不是越猛越好，而是要贴合身体状态，这个思路放到今天看，依然很先进。
《本草从新》里还专门花了篇幅讲黑豆的问题，这一点非常值得现在的人注意。书中明确指出，本草里说的黑豆、乌豆，指的是黑大豆，而且是颗粒紧小、精实的那一类。古人认为，小而紧的反而药力更集中。这里说的黑大豆，绝不是市面上常说的马料豆。所谓马料豆，性温热、味涩而劣，属于豆类里的下品，因为野生、便宜，才大量用来喂马。吴仪洛对当时已经出现的误用现象就很不客气，指出有些人煮何首乌不用真正的黑大豆，反而用马料豆，这是明显用错；更离谱的，还有把煮过首乌的豆子拿去冒充淡豆豉，这在他看来已经是滑稽至极。现在回头看，依然很有警示意义。
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点，是豆皮的问题。真正有药用价值的是黑大豆的皮，而不是马料豆的皮。后世因为注解混乱，把马料豆也当成小黑豆，导致很多人直接用错。吴仪洛对这种“名同实异”的情况非常警惕，也反复提醒，认不清药材来源，再好的方子都白搭。这种态度，其实就是强调中医用药一定要从源头把关，不然看着像，其实已经跑偏了。
关于药材的新与陈，《本草从新》的态度也非常明确。
有些东西确实是越陈越好，但前提是保存得当，要干燥、通风，还得经常查看，防止霉变虫蛀。陈久的好处，一是烈性减弱，二是火气慢慢退掉。像米、麦、酒、酱、醋、茶、姜、艾、墨、蒸饼、各种曲和胶类，多数都是陈的比新的更顺，用起来不容易伤正气。但吴仪洛也特别强调，陈不等于用大火久煎，这两件事完全不是一回事，很多人就在这里理解错了。
相反，也有不少药材是一定要用新鲜精纯的。一旦放久了、走味了，气味不全，药效就大打折扣。书中引用“朽药误新方”这句话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：方子再好，用了变质、陈腐的药，照样治不好病。最后在火候问题上，吴仪洛的态度非常严谨——制药、煎药都只能用微火，稍微沸起来就行，时间也不能拖太久。尤其是阴虚有火的人，不论是药还是食物，最忌煎、炒、焙这些重火操作。丸药宁可蒸熟、捣烂，也不要用火去烘，否则不但无益，反而助火伤阴，旧病更容易反复。这一整套思路，说到底就是一句话：用药不是拼狠，而是讲分寸，这也是《本草从新》到今天依然值得反复读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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